谥号这个东西,后世的人是压根无法理解这个东西有什么好争执的。可其实，这玩意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林雨桐脑子里转圈圈,想着这个事该怎么办。这真不是一个信口开河,嘴炮一开就能随便去怼的事！

因为每个朝代在律法上对此都是有规定的，它也有完整的规章制度。周礼这个东西,一直延续,错了礼，便是违了纲纪。像是后世说的《谥法》，它的全称是《逸周书·谥法解》。历朝历代,你制定谥号,不能违背了这个呀！人家就规定了，说是勤学好问,博闻多见，谥号可曰文；而博闻多能，聪明睿智可曰献。

《礼记正义》中又有话说，说是：谥者,列平生德行，而为作美号。

放在唐朝,自有唐以来，便在《唐六典》中也有规定，说是凡是王公以上拟谥，皆迹其功德而为之褒贬。

一般官员,三品以上，人死后规定里是得给个谥号的。

在而今坐的姿势不对都会被说无礼的朝代,那你说谥号这个重要不重要？！

其实不止唐和唐朝以前如此，之后的朝代几乎都一样。像是宋仁宗,想给他的老师上一个好一点的谥号，礼官不同意。说他的老师是个小人，官家想给好的谥号，这就是天子私恩，败坏的是朝廷的法度。而且人家说了，谥者，有司之事！啥意思呢？就是拟定谥号，有相关的人拟定，皇上只有最终选择权，没有拟定之权。

也就是说，谥号得大家公评这个人的是非功过，而不是皇上一言能定的！

实在没法子了，宋仁宗想拖下去，结果朝堂上下无一人答应。司马光连着上折子，一次比一次激烈，都是抨击宋仁宗在这事上的所作所为。最后宋仁宗想用‘文正’没用成，选了一个‘文庄’这种无褒贬在内的平谥，大臣还只说：姑且如此吧！

皇帝退了一步，换来的只是大臣勉强接受。平息了一场朝堂间的谥号之争。

别说宋仁宗这个明君在的朝代，就像是宋徽宗，他也不敢在这个事上乱来。像是李清照那个做宰相的公公去世，宋徽宗亲自去祭奠去了。李清照的婆婆就上前，说是有三个事有所求。开口求的第一件事就是：希望给逝者的谥号里带个‘正’字。

士大夫谥号里带‘文’很常见，可赵家开口就要个‘正’字，加起来岂不是文正？

宋徽宗不敢答应，只推脱说：待理会。

这事不敢专断，随后商量商量再说。其实还是婉拒了！

哪怕是到了清朝，谥号都是很严肃的事情。像是大清入关对崇祯皇帝的谥号，那时候李自成是真不懂这个，就没给崇祯谥号。到了多尔衮呢？他给了一个‘怀宗’，叫好好重新安葬，还做戏的哭了三天，才完成了这一场政治秀。后来进关时间长了，顺治帝读汉人的书读明白了，觉得多尔衮做的不对，又特意为这个下旨，取消了之前这个号。

林雨桐脑子里过的飞快，就是说从这个层面考虑，你不能说礼部不对！

况且，这只是礼部的事吗？谥号这个事，得太常寺说。人家说给个‘缪’，结合许敬宗此人一生的所作所为，给错了吗？

如果把心放公正，不一味的站在武后的立场上去想这个问题的话，人家用‘缪’评价许敬宗的一生，并没有错。他违背律法知法犯法，以原配之婢女为继室。不好好教养原配之子，儿子与继室私通，流放了亲儿子致使其死亡。收了南地外族人的大笔的钱财，将女儿嫁给了对方，跟卖女并无不同。做臣子呢，不是没才华，而是品行不行。投靠武后，制造冤案，篡改史书，哪一条他是对的？在晚年，府里养着数百的妓子，修建亭台楼阁，专供妓子们居住玩乐，骄奢淫逸，占了一个全。

而且，这个字，不是一个人能定的。这是需要朝中五品以上的官员公议的！

这说明什么？说明对此人不满的官员很多很多。这也说明，朝中五品以上的官员八|九成都是不支持武后的。

这不是义气之事，这里面折射出来的东西，太危险了。

林雨桐现在考虑的是，真想稳住，就得把心态摆正。不能只看着朝臣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其实换个角度，朝廷里这么多的五品官员，就都是没事找事的？

不是！李世民在位期间，朝堂上有两个原则：第一，官风清正；第二，言路广开。

官风清正，就是对某些人某些行为，零容忍。因此，许敬宗在李世民一朝，哪怕是十八学士之一，也始终没被提拔起来，得到重用。

言路广开，那就是在朝堂上有什么就说什么，想什么就说什么。容你说话，准你说话，有理你就说。这样的风气不可能换个皇帝瞬间就消散了，他们也有他们的坚持。许敬宗就是不对，还不让说了？我觉得不对，我就谏言，我错了吗？

李治押后谥号这个事，就是想避免因为此事叫皇后跟朝臣的碰撞。

这会子李治依旧没言语，他扭脸看桐桐，“安定，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