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在万历六年以前是明摄宗，万历六年皇帝大婚，张居正开始还政，现在张居正是大明帝师、首辅，在张居正看来，新政的成功从来不在庙堂之高，而在普天之下，庙堂之高再多的算计，再多的谋划，在执行的过程中，都会走形。

考成法只能一定程度上让执行变得更加顺畅，但变形是必然的，一条鞭法的矛盾就在这里。

自上而下的纠错力量自然重要，但自下而上的纠错力量，更加重要。

所以张居正赞成了皇帝一份很短的圣旨，这份圣旨赋予了万民为自己获得作为人的权利而斗争的合法性。

同样，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一定要警惕，自下而上的纠错力量绝对不能，被势要豪右的喉舌所掌控，这会影响穷民苦力表达自己真正的诉求，同样，也会影响朝堂的决策。

而张居正认为，皇帝陛下从大诰的旧纸堆里翻找出来的办法，非常好用。

皇帝下一道旨意，并不能改变什么，只能赋予穷民苦力闹一闹的合法性，大多数的大明百姓，还是会随波逐流，忍受着苦难，继续被残忍的朘剥。

但，这一道圣旨，也是仅有的依据了。

“所以，自万历元年起，打着皇粮名义收取的银钱，仅仅在南衙十四府，就超过了一千万银？”朱翊钧看完了王国光的奏疏，面色凝重。

这个数字实在是太过于庞大了。

自度数旁通以来，大明每年都会对各地的粮价进行折银，南京每石米为五钱银，而一千万银大约等同于2000万石的米，而且不是未脱壳的糙米，而是直接押送京师的漕粮，一石米为一百五十斤，大约是30亿斤大米。

这还是官秤，按着浙江九营出巡抗汛的时候，百姓争相借用军兵的秤来看，这个数字还得往上涨。

这是正赋之外的苛捐杂税，其规模之庞大，令人触目惊心。

“陛下，这还是能查到的。”王国光补充说明，这还是有账目的，至于那没账目的就已经无法统计了，别说朝廷想知道，南衙上上下下都说不清楚，到底弄了多少银子。

“这下不得不继续拷饷了。”朱翊钧沉默了片刻，决定加大力度，如果不加大力度，他走了南衙还是这个模样，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一条编法，势在必行，将名目繁多的杂役编入地亩，从田亩中征收，这是朝廷政令，同样，需要让百姓知道，这些苛捐杂税，不该纳，起码不是陛下要的，地方衙门，再也不能扛着陛下的龙旗大纛，为非作歹。”

“善名归己，恶名归上，此名教罪人。”王国光没有想着大跨步，一步到位，直接消灭所有的苛捐杂税，那不现实。

现实一点，就是这些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不能打着朝廷、皇帝的名义去收，这已经是巨大进步了。

真的要解决，还需要百姓们普遍意识到，这不是我该纳的税，并且反抗，有了这种意识，才能继续进行。

“有理。”朱翊钧认可王国光的谏言，作为皇帝，一定要杜绝不切实际的目标，因为这种空想的、一厢情愿的完美，注定造成更大的危害，路一步一步走，饭一口一口吃。

统治阶级的一厢情愿，其破坏性，甚至大过了昏庸。

“匠人们最关切的三件事里，有两件和刑部有关，趴在匠人身上吸血的那些杂碎，是时候清理一波了，臣以为展开为期一个月的严打，能够有效遏制。”王崇古决定进行一次春雷行动，将经纪买办和游堕全部物理意义上清剿。

朱翊钧对春雷行动非常赞同，他思考了下补充说道：“定要注意，这些杂碎，往往有着双重身份，比如这些杂碎是经纪买办的同时，往往也是势要豪右的家丁，这些家丁也不能放过，四月季风起，又到了帆船下洋的时候，跟远洋特使刘吉说，可以少带些货物，把这些流放犯，务必在今年全都送到爪哇。”

“若有抵抗，格杀勿论。”

“缇骑来办，缇骑办不了，就请京营，把政策执行到位，朕对匠人许诺过的，若是不效，匠人恐怕会骂朕这个皇帝，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除了军事，朱翊钧的指令都是非常具体的，不是含糊不清的，做出具体部署，

朱翊钧对这些经纪买办的办法，就是封建铁拳，抓，抓到就扔到爪哇，若是抵抗就杀。

朱翊钧看向了赵梦佑说道：“把缇骑放出去，四处走访，从百姓、匠人身上找线索，找答案，多问问百姓，他们都知道，一定要把这些经纪买办，连根拔起，断了势要豪右乡贤缙绅的一只手，他们才知道，有些事儿不能做，朕说过的话就是铁律，朕画的红线，绝不可逾越。”

“应天府衙役里有很多都是衙蠧，他们和地方士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必动用衙役，就缇骑去做。”

“势必在一个月内将其一网打尽！”

张居正沉默了片刻说道：“匠人们提到过需要这些经纪买办招工，没有土壤的种子无法发芽，既然这种经纪买办出现，自然是有需求，打倒经纪买办是一方面，如何在整个用工流程里，将其淘汰掉，是另外一方面。”

朱翊钧点头认可，他十分确信的说道：“先生说得对，只会挥舞拳头，会让这些势要豪右轻视朕，觉得朕不过是个张牙舞爪的孩子，需要瓦解其生长的土壤。”

“官厂的法例办来做就行。”王崇古笑着说道：“怎么说我也是工党党魁，陛下，元辅不必过分担心。”

工匠的事儿，他这个工党党魁这个时候不发力，谁还认可他这个党魁？

“哦？王次辅已经有了想法？”张居正一愣，这本该是个棘手的问题，所以张居正才在面圣的时候提及。

王崇古斟酌了一番才说道：“元辅不在官厂，不太清楚，以北衙的永定毛呢厂为例，两个毛呢厂一共有织娘、工匠一万三千人左右，但这么点人显然是无法完成一年110万匹毛呢的织造的，围绕着毛呢厂，在毛呢厂的周围形成了近千个毛呢厂上下游的工坊，把这些民坊也算上，才是官办毛呢厂的面目。”

“同样，官办毛呢厂就是根，而这些民坊，是枝叶。”

“我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发挥官厂的主导作用。”

官厂的附近很容易就会形成产业群，一如京杭大运河这个经济实体，一如五大市舶司的经济实体，而官厂的规模要小一些，不是那么的集中，但不代表没有，这些产业群一定会形成聚集效应，大部分从事此类的匠人，都在这些地方聚集。

那么官厂就要发挥作用出来，和民坊沟通，并且充当匠人务工的媒介。

“说穿了，这些经纪买办，不就是可以介绍活儿给这些匠人们干吗？经过官厂介绍，这匠人就有了娘家人，受了欺负，还能到娘家告状，还能防止肉食者鄙，目光短浅，不培养熟练匠人被淘汰，绫罗绸缎都是丝绸，可是这缎的价格利润远高于绫。”王崇古进行了总结。

朱翊钧看着王崇古，有些不确定的说道：“那要是这些民坊，不肯接受官厂的介绍呢？”

“这可由不得他们，真的反对，也可以，那就不给他们单子，饿死他们，要不就直接扩张，吃掉他们，现在官厂的规模，是为了防止过分的臃肿和僵化，所以才维持现在这个规模。”王崇古为陛下介绍了下什么叫做主导地位。

主导地位可是现实的影响，官厂是个庞然大物，在经济中有着弥足轻重的地位，这庞然大物翻翻身就能碾死无数的民坊了，王崇古可不是说瞎话，就以西山煤局而言，西山煤局不给谁家供煤，那这家立刻就会被残忍的市场淘汰，被虎豹豺狼分而食之。

“看起来是解决了许多的问题，那么，王次辅，代价是什么呢？”朱翊钧看到了好处，但他需要知道坏处。

王崇古立刻回答道：“陛下，这次是官厂权力的扩张，官厂一旦变得臃肿和僵化，就会成为吃人的怪兽，官厂的规模超过了三成就要警惕，超过了五成就要干涉，超过了七成，就要打击，否则官厂和民坊，都会失去活力。”

警惕官厂的无限扩张，是王崇古从毛呢官厂开始，就一直在不断地重复申明的一个观点，任何一个经济、政治实体，无序的扩张，必然引发不可估量的后果，这是历史教训，毕竟南北两宋，一斤煤敢卖200文，毕竟晋党曾经敢给自己联姻，用金字诰命。

代价就是官厂扩大了影响力，市场会失去一些活力，当然这在封建帝制之下，又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必然。

“今天的南衙，就是明天的官厂。”王崇古的表情有些微妙的说道：“不过至少官厂是分散的。”

王崇古现在抛弃了晋党党魁的身份后，发现了地域性结党的危害。

当初的晋党，就是现在的南衙。

“陛下，其实要切实解决匠人们的困扰，这些法子，都是治标不治本，想要治本，还是要想法设法的让匠人们变成熟练工匠，有了一技之长，势要豪右大声的说，你不干有的是人干。那匠人也可以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王崇古觉得现在做的都是‘表面文章’，真的要治本，还是培养熟练工匠。

个人的学识，经验，也是个人的固定资产，而且这些固定资产可以进行生产，这就是王崇古这么说的根本原因。

表面文章是必须要做的，因为几乎所有事儿，都是由表及里，量变引发质变。

贱儒这种连表面文章都不想做，大叫着放内帑，就可以滋润万木之枯，是一种极端，而对万事万物之间的矛盾，恨不得立刻马上，不顾客观事实，就想要解决所有问题，是另外一种极端。

比如李贽就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当初他刚到北衙，就大声喊着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就是不顾客观现实的典型。

如何在其中找到平衡，就非常考验皇帝陛下的智慧了。

朱翊钧翻动着王国光上奏的奏疏，看了许久，面色凝重的问道：“这个南衙户部尚书傅希挚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什么事儿都跟他有关系？”

前徐州府知府陈吾尹、南京大理寺卿舒化、戴凤翔等人、这次的扛着龙旗大纛收银子包括对十五岁以上的织娘征收两钱银子的税，都和傅希挚有关。

按照赵梦佑所提出的多重指向法，当超过三重指向的时候，说明一定有问题。

南衙的问题是系统性的问题，是历史包袱，同样也不是没有具体犯案的人，南京户部尚书，总督仓场的傅希挚，和方方面面都有瓜葛。

这里面有一条特别有趣，那就是南京总宪袁洪愈那个不争气的孙子，拜的先生，就是这个户部尚书的家学先生。

北宋时候宰相富弼也是宋朝赫赫有名的名相，他有手书真迹《儿子贴》流传于世，这封书贴的全文为：儿子赋性鲁钝，加之绝不更事。京师老夫绝少相知者，频令请见，凡百望一一指教，幸甚幸甚。此亦乞丙去。弼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