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资源有限、管理混乱且贪腐横行的情况下，如何将有限的救灾物资更多地分配给真正急需的灾民。为了把冒充灾民来蹭粥的富人赶走，和珅找人往粥里掺了些沙子，不出2日，富人便自行散去，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救灾物资能真正用到灾民身上，也节省了救灾成本，缓解了财政压力。不过，和珅也因此在民间背负了更多骂名。

和珅28岁就担任了户部尚书，掌管着内务府的粮库、绸缎库、颜料库，以及圆明园的茶膳房、选办处、上饲院、太医院和御药房等肥差。

他利用皇家货物进出的机会，虚报货物的数量、价格等，将差价部分的钱财中饱私囊。在采购宫廷物资时，将实际价格10两的物品报成20两，多出来的10两就被他贪污。同时，他还经常挪用公款用于自己的私人投资和消费，如挪用内务府的资金去投资自己的商业店铺。

在负责宫廷建筑工程、水利工程等项目时，和珅会虚报工程预算，然后将多报的款项贪污。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他还会克扣工人的工钱和材料供应商的货款，进一步敛财。而且工程质量往往也会因为资金被克扣而大打折扣，导致很多工程存在安全隐患。

在各地的税收征收过程中，和珅利用自己的权势，纵容地方官员虚报税收收入，然后将多收的税款部分纳入自己的腰包。为自己的商业活动提供便利，减免自己产业的税收，增加竞争对手的税收负担，从而实现垄断经营。

和珅家族产业规模庞大且垄断性强，拥有矿山业、纺织业、药业、酒业、养殖业等系列产业，涉及面广泛。

在这些行业中，他通过限制竞争对手的进入、打压其他商家等手段，实现了对市场的垄断，从而获取了巨额的垄断利润。在矿业领域，他利用自己的权势禁止其他商人开采矿山，只有他的家族企业可以进行开采和销售，从而控制了矿产品的价格和市场供应。

他利用自己的职权以及与其他官员和商人的关系，在西藏、蒙古、滇藏等地方组织贸易活动，收取巨额的商业税金。还在南洋地区开展贸易活动，交易茶叶、丝绸、瓷器、药材等商品，通过垄断贸易路线和商品供应，获取了巨额的财富。

他还参与军火贸易，将扬州的兵器局改建成他自己的兵器制造厂，不仅大量生产武器送到北京供养皇家，还在兵器的走私上获利颇丰。

和珅从32岁起担任吏部尚书。吏部每年要考核百官，考核能不能通过，和珅说了算。为了让考核通过，官员们纷纷向和珅进贡钱财。

企图升官的、害怕丢官的，都必须走他的门路行贿。他还利用自己掌握的官员任免权力，明码标价出售官职，根据官职的大小和重要性收取不同数额的贿赂。

在朝廷各个部门和地方官府中，和珅安插了大量自己的亲信。这些亲信在处理财政事务时，会按照和珅的指示行事，帮助他掩盖贪污、挪用公款等行为。他们会在账目上做手脚，伪造凭证和报表，使账目看起来合理合法。

与其他贪官污吏相互勾结，形成利益共同体。当面临审计或调查时，他们会互相包庇，共同应对，阻止真相被揭露。在一些工程账目审计中，和珅的亲信会与负责审计的官员勾结，使审计结果不了了之。

和珅善于迎合乾隆皇帝的喜好，在向皇帝汇报财政事务时，只报喜不报忧，夸大自己的政绩，隐瞒自己的贪污行为。

他还会通过巧妙的言辞和手段，使乾隆皇帝对他的行为产生误解，认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和朝廷的利益。

对于那些敢于揭发他贪污行为的官员，和珅会利用自己的权力进行打压和报复。他会在皇帝面前诋毁这些官员，或者找借口将他们撤职查办，使他们无法继续揭露自己的罪行。浙江巡抚福崧得罪了和珅，被和珅陷害，最终被赐死。

通过自己开设的当铺、银号、店铺等商业机构，将贪污得来的钱财进行洗白。他会将贪污的公款以商业交易的形式存入自己的店铺，然后再通过虚假的交易将这些钱合法化。

他会将贪污的银子以高价购买自己店铺中的商品，然后再将这些商品以低价出售，将差价部分的钱财合法化。

和珅及其手下的财务人员精通财务知识，他们会制作两套账目，一套是真实的账目，用于自己内部掌握；另一套是虚假的账目，用于对外汇报和审计。虚假账目上的收支情况会被精心处理，使收入和支出看起来合理平衡，掩盖了贪污和挪用公款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