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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丹问出这个问题之后，荀况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在稍微沉默思考了一会之后才做出了答复。

这答复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答复，而是一个反问。

荀况问道：“大王欲王乎？霸乎？”

赵丹想了想，道：“寡人欲以霸王道杂之。”

对于这个答案，荀况明显愣住了。

这位大儒的惊讶之意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就连接下来说话的时候声音都有些颤抖：“大王欲行王道？”

赵丹有些奇怪的看了荀况一眼，但还是说道：“非行王道，乃霸王道杂之。”

下一刻，荀况苍老的脸上突然浮现出了一丝激动的红晕，正容收衣，朝着赵丹行了一个大礼。

“臣为天下万千儒者，谢过大王！”

虽然赵丹的话十分明确无误的说了“霸王道杂之”这四个字，但是杂归杂，里面含有“王道”可是确实无误的。

这对于一直得不到认可的儒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在后世，儒家一家独大了两千年，压得其他诸子百家喘不过气来，但是在这个春秋战国时代可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自从孔子创立儒家开始，虽然儒家一直和墨家被并称为“儒墨显学”，但非常讽刺的是，这两大显学基本上都并没有得到当时强国国君的认同。

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孔子所提倡的“王道”，指的乃是周天子的王道。可到了春秋战国的时代了，谁还买周天子的账啊。大家都有实力了，干嘛还要按照你孔子的话去尊重周天子这个王？

所以孔子游说君王的失败是必然的。

到了孟子时代，这种状况也并没有得到改变。

孟子是怎么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种话显然是不可能被君王们听得进去的，事实上孟子如果是碰到了后世的某些专制君主的话，那么单单这句话就足够他掉脑袋了。

说白了，儒家的思想一直就是要“仁”，要“王道”，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诸侯们朝不保夕，恨不得把所有的其他国家统统弄死，这时候来谈什么仁啊王道啊，显然是不可能得到国君们的重用。

说白了，儒家思想在这个社会状况下是根本不符合现实的。

作为儒家在春秋战国时代最后一位大能，荀况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儒家的这个问题，并且针对当前的现实做出了妥协。

这种妥协不但在于荀况将法家思想融入到自己的思想之中，更在于荀况已经不像他之前的孔子和孟子两位前辈一样，一定要自己的国君去坚持什么不切实际的王道了。

这种妥协在《荀况》一书之中随处可见。

比如荀况认为治理国家可以“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君主既可以选择“义立而王”这个上策，也可以选择“信立而霸”这个中策，只要不选择“权谋立而亡”这个下策就行。

又不如说在兼并战争之中，荀况认为国君可以选择“以德兼人，以利兼人，以富兼人”，也是三种方法。

甚至对于儒者本身荀况也分了等级，说：“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