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说我夹带私货，那我就来一整章私货吧。至于《萤火虫之墓》我懒得解释，某些人非要认为是反战影片也可以，那片子的导演都承认了不是反战。）

姜文忙活一个通宵，都还没吃早饭呢。他把胶片给锁了，开车带宋维扬和马巍都来到个早餐店里，一边吃东西一边跟两人聊天。

“拍广告没问题，一句话的事儿，”姜文嚼着大包子说，“广告费50万就够了。”

宋维扬笑道：“是广告代言，有时候还要出席商业活动。”

姜文豪爽道：“都可以，做活动时，提前知会一声。”

“我就不讲什么感谢的话了，”宋维扬掏出名片道，“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直接给我打电话。”

“痛快，”姜文随手把名片放进衣兜里，又道，“你说我涉嫌美化日军，那你可真没把我的电影看明白。我是把中日双方都放在一个水平线上，展现的是特殊环境下的人性。这部片子不讲历史，也不讲战争，只讲人性。”

宋维扬说：“但在特殊环境下，有些人已经没有人性了。”

“不，”姜文摆手道，“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存在，只不过被什么东西隐藏了。就像片中的花屋小三郎。他刚开始一心求死，这就是违反人性的，是战争洗脑的结果，后来的贪生怕死和恩将仇报，那才是真正的人性。”

“同意，”宋维扬点头说，“但我讲的美化日军，是这部片子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不对。如果放在1940年到1943年之间，我是信服的，1944年就很有问题了。”

姜文啃着包子道：“你继续说。”

宋维扬道：“电影一开场就展示‘亲善’，而且地点发生在华北地区，这确实真的存在过。日军为了长久统治，甚至还在华北搞过农村合作社，提供低息贷款给农民买种子、化肥，帮助农民兴修水里工程等等。按照日军的政策，华北农民甚至连打井，都可以向合作社申请‘井贷’。”

“还有这种事？”马巍都非常惊讶。

姜文笑道：“农民恐怕拿不到钱吧。”

宋维扬说：“不错，农民一分钱都见不到，这些钱直接被伪政府、伪军、新民会贪污了，连基层保甲长都没机会克扣。而且农民加入合作社，还必须缴3块钱会费，华北连年大灾，农民哪里还拿得出钱？只能被逼着卖儿卖女。也就是说，日军所谓的亲善政策，成了伪政府的残民利器。”

姜文摇头苦笑：“黑色幽默。”

“日军的这种亲善政策，其实是为了掠夺战争资源，”宋维扬说，“他们恨不得中国农民多种粮食、多种棉花，为此不惜帮助农民兴修水利。一旦到了粮食和棉花的收获季节，立即就暴露出本性，这些作物必须统收统购，跟直接抢劫没什么区别。农民破家纳粮还好，如果敢抗税抗征，日伪军进了村子就是无恶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