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芝龙说到这里，都不由得想起了一首诗，一首乾隆那个败家子所写的诗：“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

乾隆对钱谦益的印象很不好，所以这货一辈子写的四万多首诗，郑芝龙对这一首记忆的甚是清晰。

讽刺不讽刺啊？

陈鼎脸皮都是一红，毕竟他也是读书人，举人功名。“侯爷所言，陈某汗颜。”

“那些毫无廉耻，贪生怕死的官绅，真正忠心的是大明还是汉家天下？都不是。他们忠心的是自己的利益。要是真有意效忠我的，本侯又岂会拒之？”

“你回到泉州就主持一次考试。不是县试、府试，更非乡试。就是我叫你组织的一场笔帖试。所取之人尽皆曰公务员，也就是地方小吏。给他们说明白了。吕宋地域广大，本侯整治地方，所需刀笔吏甚多，故特来相考。”

“只需要四十岁以下者，皆可以应考，不拘身份。管你是街头的乞儿，还是青楼的龟公，只要有本事能把试题考中考对，那就榜上有名。”

“虽然这笔帖试所取之人地位甚底，可吕宋非中原，乃官吏相通也。”

郑芝龙在加速自己的进度，以武力做底蕴，强力去推行与‘大明天下’的意志格格不入的政策。

陈鼎闻言色变，自家这位主公还真的能折腾。

自从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建立以后，官于秩次之外区分儒吏流品，加之权在中央，重内轻外，“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的官品分化趋势明朗，胥吏就日趋卑下，至今已经一千多年。虽然及至宋明当朝，胥吏位极贱而权甚重已经是一大趋势。

书吏多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长期甚至世代供职于衙门官府，把持衙门各房，所谓‘官有迁调，而吏无变更’。官府大小胥吏衙役，他们都是当地人。久而久之，这些胥吏衙役就与地方势力紧密勾结。久居其职，久操其事，加上盘根错节的地方人脉，造成了胥吏之职的专业垄断性，使胥吏在各自行当中、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执掌着地方行政的实权。

那一个个上下弄权，合起手来架空正堂官也非不可能事。例如在大明朝，地方乡镇中上报核定数额的“在册田土”与县令衙门所实际控制的“实征田土”都有着巨大的差异。而这些信息的真假虚实大多掌控在久居其位的胥吏手中。

知县以下的各级书吏和差役在土地丈量、清理财政、赋税摊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中都处于重要位置。这一状况在原时空甚至到了民国时期仍未有真正的改观。

郑芝龙对于这些污吏的容忍度与那贪官是一模一样的，不说要彻底隔绝，要彻底隔绝那是不可能的。但怎么着也不能明知道是错，只是因为省事节力便就视而不见。

历朝历代因为正堂官侵犯手下胥吏之利益而被胥吏们联手架空、掣肘的现象屡见不鲜，历朝历代的官员文士对于这方面的抨击也随处可见。可就是没人愿意去改。

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

郑芝龙不能容忍。

但在陈鼎看来，郑芝龙这明着是对胥吏们好，看，我都把你们与官之间的阻隔给打通了，但实际上却是在收割胥吏们的实权，这真就是要把士绅土豪一起全得罪了啊。

那些胥吏的社会地位不高，但背后的家族通常是攀枝错节的地头蛇，那水浒上的宋黑子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郑芝龙这看似给了胥吏们一个上升通道，但保不准会被多少人背地里咒骂呢。

只是陈鼎的担心却通通不被郑芝龙放在心上。

强者为尊，只要他的实力足够强，那么一切反对派就都是纸老虎，所有站出来反对他的人也尽是在违背历史的洪流，是在不自量力的螳臂当车。

“你回泉州了便照我吩咐去做。那些愿意跟着我郑芝龙的，机会可不就给他们了？看都有谁蹦跶的，看谁还有不老实的，那第一批迁移的就是他们。”郑芝龙紧接着说道。

陈鼎退下去后，郑芝龙又给金陵去了两封信，分别是魏国公和蒋德璟的，他的国公爵位啥时候能敲定下来呢。他都把马尼拉改名叫新京了，这意思还不明显吗？

崇祯帝不是想把他踢出局么。那爵位上就别吝惜啊，痛快点给，真要封王就更好了。

然后就是给阮大钺去信，叫他代笔写封奏折送去通政司，权当贺喜崇祯了（左良玉病死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