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若昭是在槐花茂盛的季节，将明宪的棺柩送到潞州的。

宋廷芬又经历了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楚。

而这次的痛楚，甚至比见到若清的尸体从朔方军中运来时，更甚。

明宪是从弟夫妇唯一的孩子，宋廷芬讷讷自责，失信于托孤的亲人。

同时，他面对长女若昭，能够做的，就是催她回长安。

父女虽然具有同样的哀伤指向，父亲对于女儿也绝不会有半分埋怨，但宋廷芬仍然认为，最好的方法，不是相对落泪，而是尽快分离。

倘使时光能够倒回，宋廷芬一定不会坚持送儿子若清往长安求学。若清的迷失，若昭的艰辛，明宪的暴亡，都是因为，这些孩子，或被动、或主动地前往长安。

长安，那多少人在诗章中倾力赞美的庄严华丽之城，那帝国所有势力纠缠错节的中枢，实际上，就是一个晦暗的深渊，吞噬着年轻的生命。

只是，事到如今，表露出这样的情绪，又有何用？徒增若昭在哀伤自责之外的惶恐而已。

宋廷芬在他近五十年的人生路中，第一次感到深刻的无力，可他仍用若昭年少时熟悉的平静口吻，对她说：“彦明会回来的，你照顾好阿家（唐时‘婆母’的称呼）和讱儿。”

若昭的心思，何尝不是与父亲一样。她自己做了母亲，方始明白，可怜天下父母心。父亲在她记忆中，本是儒雅清隽的模样，身姿倜傥，目光虽无锋芒，但透着敏锐的慧，采而如今，眼前的父亲，还未到天命之年，却瞧着比李公泌更见衰怆老迈之相。

父亲定是不知黯然伤神了多少次。再是渊博通透之人，也无法直面自己的骨肉，或将踽踽独行的背影。

父女俩只能迅速地分别，以免如锥扎刀绞的悲戚彼此影响，压垮他们最后的几分坚韧。

若昭回到长安后，前线正传来吐蕃人又越过陇山、各镇骚然的消息。

但出乎若昭的意料，珩母不再像此前那般坐立不安，也没有带着哭腔来催促若昭，去李公府上、或陆舍人（陆贽）处打听皇甫珩的消息。

珩母王氏，越来越觉得，自己有些愧于面对儿媳。

儿媳从一开始就反对明宪的婚事，要不是自己想拐弯抹角攀上一门皇亲贵戚，合着儿子一起诓了儿媳，明宪或许在兴元元年的冬天就被若昭遣回潞州了，而不是死在贞元二年春天的长安城大理寺。

王氏当初有多么为自己给明宪暗中帮忙、将她送进王府而洋洋得意，今日便有多么沮丧不安。

事实已打了王氏的脸，侯门深似海，想象中的熏天富贵，哪有那么容易抱个满怀、从此安享。原本，听闻普王取了郭子仪的外孙女做正妃时，王氏还盘算着，明宪至多不过是被嫡妻在府中压下些气焰，左右还是会教普王宠爱的，皇甫家的裙带关系仍扎实着呢。不曾想，明宪竟是这么快就不清不白地丢了性命。

珩母观察着儿媳的状态，若昭并未显现出迁怒怨恨的姿态。或许，因沉浸于突如其来的打击中，她一时尚未反应过来，婆母与丈夫，曾经在促成明宪嫁给普王之事中发挥过怎样的作用。珩母甚至发现，在办理明宪的丧事过程中，儿媳确实呆滞茫然，从而变得有些依赖自己这位长辈。

可一位毕竟不是市井之见的年长妇人，到底无法逃避总在夜深人静时猝然袭击自己的烦忧。愧疚之外，珩母对于自己的头脑的怀疑，也鲜明起来。

京城老牌官家金闺的资历，本来是她审时度势、操纵人情的自信，目下则成了她的困扰。她越想越慌，自己父亲宦场遭难、全家流放边关的往事，和宋明宪遇害的眼前事，引发了珩母对儿子皇甫珩身在虏营的极度牵挂，以及对于儿子就算安归中原、也有可能陷入更为复杂的漩涡的担忧。

这种被残酷现实逼着进入自省的精神状态，若遇到的主人，还具有灵府清明的一丝根基，实则是对她有益的。

到了岁末，唐军接连打了几次反败为胜的战役后，朝中传来吐蕃要释放大唐俘将以约和盟、李泌却反对的消息时，连若昭都有些吃惊，珩母却并未气急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