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纬道：“你阿父原本就是官衙的书吏，你家不营田事，难怪你不晓得。自耕农人，听起来只交税、不交佃租，但那两税，数目哪里就交得少了？秋税交粮，夏税交钱，或者折抵绢帛纳之，数目都大得吓人，父亲说过，他外放州府为官时，便是丰年，自耕而食的农人，交完两税，所剩之物，亦未必能活一家数口。若碰上灾年，便是饿殍遍野。”

“不能减税吗？”

“减税？这许多禁军，要吃要喝，谁出钱？”

“唔，”姚欢喃喃，“毕竟天子脚下，开封府难道不能将这些田地再开垦、经营起来？”

曾纬道：“我的好娘子，你这点生意经，朝廷会想不到？这些逃田，确有大半，已被开封府下各县纳作系官田产。但公家招了佃户，佃租更高，朝廷又明令乡间不可强佃，故而亦鲜有农人来佃。”

姚欢明白了。

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北宋经济死循环的表现之一。

北宋富吗？

很富。

开封、成都、苏杭，皆是华美阜盛之城。一个端明殿学士，每个月有工资五十贯，米麦二十石，茶、面、绫罗绢帛若干。而曾布这样宰相级别的都知枢密院使，月俸能达三百贯。

北宋穷吗？

很穷。

冗官，冗兵，冗费，所有的财政收入，哪儿来？自然都要从老百姓身上来，狠狠刮也刮不够kpi的时候，财政可不就是赤字得厉害了。

越不够越刮，越刮越不够。

恶性循环。

所以，从一个后世人的角度，姚欢觉得，判断穷和富，褒贬盛世与荒年，赞美千里江山如画，还是悲悯千里流民如蚁，吹还是黑，要看代入何种立场、以及眼光落在何处。

文臣的盛世，权贵的盛世，朕与众卿家共治天下的盛世，屁股换一换，目光落到一线城市之外，这依然是一个百姓被鱼肉与剥削的沉疴处处的时代。

太祖皇帝就定下“养兵”之策，后世的继位者们不顾员额上限一味征召，若遇荒年，甚至将流民中最不老实、容易民变的一批不由分说地招安为禁军和厢军，看起来是仁政，其实更令军费问题雪上加霜。

官富而民穷，城富而村穷，北宋的所谓富庶，不过是官府、士大夫和大城市主户（有物业的坊郭户）的富有罢了。

难怪这个朝代的民变频率，如此之高。

王安石曾经想通过变法解决这个问题，可惜旧病未除，倒给积重难返的帝国带来了险恶的新疾——党争。

曾纬见姚欢面上的神色变得若有所思，正纳闷二人浓情蜜意地悠游天地间时，怎地讨论起田地抛荒之事来，姚欢却拉着他翻到土坡的另一侧。

换了个方向，果然看得更分明些。

白雪将土地盖得七七八八，但盖不住水洼。

这个时代的开封城外亦是水网发达，数条河流经过，星罗棋布的河塘宛然在目，就像一个微缩版的长三角或珠三角地区鱼米水田模式。

“桑基鱼塘，虾稻套养。”姚欢心中自语。

既然后世的苏杭一带，小龙虾可以和水稻套养，顺德一带，桑树可以和鱼塘并开，那么为什么不能试一下排列组合，改成桑树和小龙虾套养？